第二版(文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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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门第和贵族教育的启示
在中国社会,书香门第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观,这些家族依靠自己家庭教育的力量,连续几代甚至几十代为社会培养出许多杰出的人才。较为著名的有古代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刘向、刘歆父子,班彪、班固、班昭一家,蔡邕、蔡文姬父女,曹操、曹丕、曹植“三曹”,颜之推、颜师古祖孙,王通、王勃祖孙,杜审言、杜甫祖孙,杜佑、杜牧祖孙,苏洵、苏轼、苏辙“三苏”……近现代有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祖孙三代,钱钟书家族,俞平伯家族,冯友兰家族,梁启超家族,傅雷、傅聪父子,汤用彤、汤一介父子,杨武之、杨振宁父子等。书香门第教育成功的秘密究竟在哪里?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从中应该得到什么启示呢? 人们常用两句诗来形容这些书香门第:“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书香门第始终把读书做人作为家族的传统、家族的表征,并把这条规则代代相传。正是因为有了“特殊家庭环境”的熏陶,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才会变得温文尔雅、知书达理、气质高雅、行为得体。 具体来说,书香门第是怎样培养下一代的文化素养、精神气质、济世情怀和安身立命的智慧呢?我们以近代几个著名的家庭为例: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除了自身取得的成就之外,他还通过言传身教和悉心培养,使九个儿女各有所成。他的教育秘诀就在于对孩子进行深厚的人文底蕴熏陶。 在几个孩子渐渐长大后,为了充实子女们的国学、史学知识,梁启超聘请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在家中办起了补课学习组,课堂就设在饮冰室的书斋里,课程包括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个月写一篇短文,作文用小楷毛笔抄写工整。史学方面:从古代至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书法方面:每天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写大楷二三张。每周有半天休假。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兄妹几人国学、史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学习经典并不意味着就要培养国学家,而是为了奠定深厚的人文底蕴,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有着深刻的认识。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当他把梁思成送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他专门告诫梁思成:“要分出点光阴学习文学,或人文科学中某些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科学用来做事,人文用来修身,直到今天,梁启超的见解依然对人们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也是在良好的家教下,打开了智慧之门。他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教授,虽然杨振宁很小就表现出卓越的数学天赋,父亲却并不急着让他专攻理科,而是有条不紊地让儿子接受了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在杨振宁很小的时候就背下了很多古诗,背下了大量的蒙学经典。 除了杨振宁自己学习,杨武之还专门请雷海崇教授的得意门生丁则良对杨振宁进行正规的“涉古教育”──读古书,受古训。杨振宁读初中的所有假期都由丁则良带他背诵、讲解《孟子》等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这些知识是杨振宁在课本上学不到的。在中学时代,杨振宁背诵了很多中国的经典著作。 一个人永生不忘又受益无穷的,便是父母在他孩提时代播洒的智慧种子,这一点在杨振宁的身上得到了印证。后来,杨振宁回忆说:“现在想起,这是我父亲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父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才能时,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是极力把孩子朝这个方面推。但当时我的父亲没有这样做。他却要我补《孟子》,这对我这一生有很大意义。”试想,如果杨武之教授只是一味让孩子去发挥专长,还能培养出一位名震世界的诺贝尔奖得主吗? 傅雷,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艺术翻译家,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他的译作成为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长子傅聪,是第一位享誉全球的中国钢琴家。在傅聪的教育上,傅雷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希望傅聪能做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因此,除了请人教傅聪学钢琴外,他亲自教傅聪学习中国的古典诗歌和大量古文,这种教育进行了6年,奠定了傅聪厚实的东方文化根底。音乐是表达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种工具,如果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没有高度的理解,就不可能用钢琴传递自己的心声,也不可能赋予一个个音符以生命。正因为有了“琴外”的功夫,所以傅聪能独具慧眼地吸收西方文化,年纪轻轻就成长为享誉国际的钢琴演奏大师。 …… 这些书香门第在培养孩子读书的过程中都有一种智慧的眼光,他们知道从浩如烟海的人类典籍中帮助孩子选择最重要的书、最有影响的教材,在孩子“童蒙养正”的关键阶段,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最优秀的经典著作给孩子做了启蒙教育。因为他们知道为了让孩子成为社会卓越人才,必须让孩子尽早接触人类文明的精华、那些流传千年的经典名篇,即使是为了培养一位科学家,也同样需要如此,因为文化之根扎得越深,成就之果才能结得越大。 这,就是书香门第能够不断为社会贡献杰出人才的秘密。 无独有偶,西方贵族教育也同样重视对经典的学习,16世纪英国的贵族子弟从小就要学习拉丁文、法文,读古希腊的哲学著作,探讨阿奎那的神学问题。这种家庭教育一般要持续到14岁左右。贵族子弟们从这些经典著作中获得教诲,而且学到了普遍的价值观念,从而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教育。
我们再以列夫·托尔斯泰和泰戈尔为例,看看他们童年时学习经典的情况: 列夫·托尔斯泰,俄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世界文化史上的巨人。童年和少年时代受过严格的贵族家庭教育,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经典诗歌的诵读。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让他读普希金的诗歌《致大海》、《拿破仑》,他立即音调铿锵地朗读了出来,这使父亲大为惊讶。父亲高兴地说:“读得好啊!”随后又把他的教父叫来,叫他又读了一遍。幼时对经典诗歌的学习培养了托尔斯泰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 回顾自己的童年,托尔斯泰这样写道:“我难道不是在那一时期里获得了我现在赖以生存的一切东西吗?那时我获得了如此多的东西,并且如此地迅速。在我一生的其余岁月中所获得的东西都及不上那时所获得的百分之一。从5 岁的我到现在的我之间只是一步的路程。从新生儿到5 岁之间则是巨大的骇人的距离,而从胎儿到新生儿之间却是无底的深渊。” 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市的贵族家庭。还在泰戈尔五六岁时,他就已经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学习梵语经典《吠陀》和文学艺术,并且已经表现出诗人的天才。泰戈尔十二岁时,他的父亲为他举行了一个成人仪式,在楼上进行了三天祈祷,诵读《吠陀》赞歌。《吠陀》是印度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被印度人视为宗教“圣典”,“吠陀”一词原为“知识”和“学问”的意思。通过诵读《吠陀》,泰戈尔获得了诗歌创作灵感的来源,思想的来源,甚至习俗民风的来源。 列夫·托尔斯泰童年时读的普希金诗歌,泰戈尔童年时背诵的梵语经典《吠陀》,都是本民族的经典作品,这些经典对他们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世纪前,西方优生学的创始人高尔顿发现,一个人的成才与家世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以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生为例,结果发现,一个名人的后代成为名人的可能性,大约为四分之一;而一个普通人的后代成为名人的比例为四千分之一,比前者要小1000倍。在今天看来,一百年前高尔顿的研究确实有不足之处,遗传并非成才最重要的因素,但毫无疑问,书香门第或者贵族出身的孩子潜移默化得到的教育要比一般家庭出身的孩子好得多。书香门第家庭在引导孩子读书时,更能从上一代读书的经验中,把握哪些书可以让孩子修身养性,哪些书可以让孩子安身立命,哪些书可以把孩子培养成经国济世的大人才,有了这样的引导,书香门第家庭的孩子人生起点就高,目光就辽远,视野就开阔,人生成就自然也大。 我们普通人没有书香门第的背景,也不是贵族出身,我们的孩子没有“先天的土壤”,我们后天唯一能弥补的就是营造书香门第的家庭氛围,让孩子从人生的起步处就站在全人类众多原创性巨人的肩膀上,让孩子从小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高起点展开创造性的人生。
(摘自“家庭教育第一方案”理念用书)
大师学者关注经典教育
季羡林(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儿童经典诵读正在将文化的种子撒播在孩子的心里,撒播在希望的田野上,春华秋实,它的作用在不久的将来必会凸现,为这项工程所作的任何努力,都会使安放我们灵魂的精神家园更加美好。 任继愈(原国家图书馆馆长):这个事情可以从娃娃做起,中小学生就可以做。文化不能急功近利,文化没有暴发户,不能白手起家。 南怀瑾(国学大师):很高兴看到有以背诵的方式让孩子们学习古诗文经典。其意义首先不在于培养出多少个诗人,而在于使孩子们渐渐懂得“人伦之道”的“做人”道理,懂得“生存”之道的“生活”艺术,懂得人生进入“文学”化的境界。 杨振宁(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小孩背经典一点都不困难,好的经典含意深远,像我自己已经70多岁了,对于经典的感受,每隔10年都有所不同。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教我诵读中国古典著作,如:中国历史,古典诗词等。到了初中,《孟子》中的许多篇章都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受益良多……现在,当我的科学研究处于逆境的时候,总是可以从《孟子》中得到启发。 王光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一直教育我们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操,即要通过自身修养,成为对家庭负责、对社区负责、对国家负责的人。 金庸(著名小说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适宜少年儿童诵读的古诗文应在情与理之间。不是要让他们学习很多知识,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民族性格的熏陶。要继承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教,使孩子们养成孔孟所提倡的至大至刚的人格。 杨叔子(中国科学院院士):人文文化对感情的感染,人格的熏陶,习惯的养成,环境的造就,传统的形成,太重要了!人文教育从娃娃抓起,这对强大国家、繁荣民族、造福人类而言,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 汤一介(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一种文化有了深厚的根,才能吸收外来文化。今天我们要吸收西方文化,前提是必须很好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 余秋雨(作家,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在孩子们还不具备对古诗文经典的充分理解力的时候,就把经典交给他们,乍一看莽撞,实际上却是文明传代的绝佳措施。幼小的心灵纯净空廓,由经典奠基可以激发起他们一生的文化向往。 叶嘉莹(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我认为,教儿童学古诗可以从幼儿园就开始。幼年的直感能力强,记忆能力也强,若以唱歌和游戏及说故事的方法教孩子们学古诗,他们不仅很快就可以熟记成诵,而且会感到很大兴趣。若老师善加引导,他们还可以同时学到很多有关历史、地理及文化方面的各类知识,可以使他们终身受益无穷。
家庭教育专家谈“家庭教育第一方案”
2006年9月23日,由育灵童教育研究院主办的“经典教育与家庭教育”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来自经典研究界和家庭教育界的专家们济济一堂,就经典教育对于当代家庭教育的意义、经典教育的实现方式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现代家庭教育中存在着过分功利化、过分工具化的倾向,忽略了对于儿童人格、人文底蕴的培养,导致了诸多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经典教育以人类文明的精华熏陶滋养孩子的心灵,培育儿童的人文精神,对于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深化家庭教育的内容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李蒙恩(国家督学教育部关工委副主任): 家庭教育的灵魂是爱的教育,根和魂在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经典教育让儿童认同民族文化之根,让儿童确立起民族文化的自信,只有如此,才能培养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人,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人。
柴洁心(著名儿童教育专家、《家庭教育报》创办者): 家庭教育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需要一个春风化雨般的过程,需要一个榜样的作用。很多家长抱怨孩子生长的空间欠纯净,为什么不把“经典”请回家呢?让孩子从小就在经典文化中长大。把我们民族的智慧,我们民族的心灵传承下去。慢慢地,一种信念、一种胸怀、一种操守、一种人格会在孩子心灵中生根、发芽、长大。这将是我们的民族魂。
陈建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家庭教育专业研究生导师): 知识不等同于文化,知识分子不等于文化分子。虽然文化有时候不那么明确,但恰恰是这种不确定的东西,对人的修身养性,安身立命至关重要,在家庭中倡导经典教育就是为了给孩子奠定完美的文化根基。
徐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经典是一个人一个国家安身立命之所在。我们民族的经典,是我们民族的根,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源。一个人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德行的完善,要培养自己的精神命脉、精神结构,这些都必须通过经典教育来完成。
肖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家庭教育是根基教育,家长不应该仅仅围绕着孩子的作业和考试转,而应帮助孩子奠定人文底蕴、开启其智慧、培养其人格。经典教育关注的是儿童心灵的完善和人格的完美,这正是当前家庭教育需要补上的一课。
王东华(著名教育专家、《发现母亲》作者): 只教给孩子知识没教给孩子如何成才的教育称不上成功的教育。在目前学校教育以考试为中心的情况下,家长们应该为孩子们创造出良好的家庭人文成长环境。经典教育无疑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吴国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经典教育的宗旨就是帮助人们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我们的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他还没有自主选择的意识,如果我们的家长能够为孩子提供那些深刻的、高尚的、能够体现人类文化精神的经典著作,就会为孩子一生的成长提供正确的方向,确立航标。
吴若梅(《中国中学生报》主任编辑、《中国少年报》“知心姐姐信箱”创办人): 十三岁之前的教育奠定了一个孩子的人格基础,假如在家庭里能够重视孩子对经典的学习,我们培养出来的就会是有理想、有抱负、有操守、有气度的下一代。希望经典教育能够推广到每一个家庭。
徐国静(著名教育专家、中国少儿出版集团少儿研究室主任): 经典教育是最真切地与圣人和智者进行精神对话的方法,孩子将用心灵来倾听智者的声音,它不仅可以开启智慧,而且还能够培养浩然之气,赋予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能力。 农业讲究播种时节,教育同样也讲究播种的时节。让儿童学习经典,就是选择一个人生命的黄金季节播种饱满硕大的种子。只要在儿童空旷的心灵原野中播下经典的种子,就会长出未来的智慧果实。
辜鸿铭的西文学习法
辜鸿铭,精通9国的语言文化,国学造诣极深,曾获赠博士学位达13个之多。他的思想影响跨越20世纪的东西方,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大学者,又是近代中学西渐史上的先驱人物。 辜鸿铭10岁时就随他的义父——英人布朗踏上了苏格兰的土地,被送到当地一所著名的中学,接受极严格的英国文学训练。课余的时间,布朗就亲自教辜鸿铭学习德文。布朗的教法略异于西方的传统,倒像是中国的私塾。他要求辜鸿铭随他一起背诵歌德的长诗《浮士德》。布朗告诉辜鸿铭:“在西方有神人,却极少有圣人。神人生而知之,圣人学而知之。西方只有歌德是文圣,毛奇是武圣。要想把德文学好,就必须背熟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他总是比比划划地边表演边朗诵,要求辜鸿铭模仿他的动作背诵,始终说说笑笑,轻松有趣。辜鸿铭极想知道《浮士德》书里讲的是什么,但布朗坚持不肯逐字逐句地讲解。他说:“只求你说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半年多的工夫辜鸿铭便稀里糊涂地把一部《浮士德》大致背了下来。 第二年布朗才开始给辜鸿铭讲解《浮士德》。他认为越是晚讲,了解就越深,因为经典著作不同于一般著作,任何人也不能够一听就懂。这段时间里辜鸿铭并没有停顿对《浮士德》的背诵,已经能够“倒背如流”了。 学完《浮士德》,辜鸿铭开始学莎士比亚的戏剧。布朗为辜鸿铭定下了半个月学一部戏剧的计划。八个月之后,见辜鸿铭背诵领会得奇快,计划又改为半个月学三部。这样大约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都记熟了。 学完诗和戏剧之后,布朗安排辜鸿铭开始读卡莱尔的历史名著《法国革命》,此次,辜鸿铭基本转入自学。但只读了三天,辜鸿铭就哭了起来,说:“散文不如戏剧好背。”布朗问辜鸿铭背诵的进度,发现他每天读三页,于是释然:“你每天读得太多了。背诵散文作品每天半页到一页就够多了。背诵散文同样是求熟不求快,快而不熟则等于没学。” 到后来,不仅希腊文、拉丁文,即使法、俄、意各国的语言、文学,辜鸿铭也能做到一学就会,触类旁通。据说辜鸿铭回国后,除本国语言外,尚能操9种文字与人交流,而其基础主要是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打下的。 辜鸿铭晚年忆起读书时的往事说:“我读书主要是坚持‘困而学之’的方法。久而久之不难掌握学习艺术,达到‘不亦说乎’的境地。旁人看见我学习得多和快,却不知道我是用眼泪换来的!有些人认为记忆好坏是天生的,不错,人的记忆力确实有优劣之分,但是认为记忆力不能增加是错误的。人心愈用而愈灵光!” 辜鸿铭深厚的西方素养极得益于童年背诵《浮士德》、莎士比亚戏剧的经历。他后来在北京大学教英诗时,有学生向他请教掌握西文的妙法,他答曰:“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辜鸿铭曾说:“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张“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
(摘自《北大四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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