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的实录精神
主讲人：安东

    司马迁自言，他的史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是他写作的核心，所谓的“一家之言”是其对社会对历史的独特认识，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就是他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求实的态度。
    司马迁的《史记》中之所以有一种批判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与司马迁自身的遭遇有着密切的关联。第一个原因是司马迁身受宫刑之苦。仅仅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公正的话，司马迁被判处死。为了完成未完的事业《史记》，司马迁请求减死一等，自请以宫刑替代，身受宫刑的耻辱让司马迁刻骨难忘，“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而《史记》就是他拿起笔来进行复仇的武器，是他对黑暗的汉代朝廷，对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文化复仇。第二个原因是司马迁自觉地继承了父亲的遗愿，以著述第二部《春秋》为目标，希望通过史笔惩恶扬善，完成自已的理想追求。第三个原因是司马迁身受战国时候的士林和士风的影响。他对战国时代士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十分激赏，最为欣赏的就是战国士大夫阶层那种奋发进取有所做为的精神。
    司马迁的《史记》中充满了对现实政治的鞭挞与讥讽，对汉代吏制、严刑峻法和酷吏政治、汉代君臣关系，他都有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在批判当代的吏制时，他写出了汉代的四种官吏，第一类是属于说假话说空话的人，以汉武帝时代的著名的宰相公孙弘为代表；第二类是专门说坏话的人，代表人物是主父偃；第三类就是装糊涂不说话，明哲保身的人，代表人物是万石君；还有一类人就是敢于说真话的人，如汲黯。前三类人在仕途上都能飞黄腾达，唯有说真话的人却落得终身郁郁，两相比照，汉代吏制的黑暗由此可见。
    对于当时的汉代社会，尤其是人情世态的炎凉，司马迁也有深刻的揭示，他写到了廉颇和孟尝君都经历了盛时宾客盈门，衰时门可罗雀的对比，通过翟公之口，他感叹“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一贫一富乃知交态 ；一贵一贱交情乃现 ”。这些感慨既带有司马迁的独特思考，也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切肤之痛。
    在《史记》的写作中，司马迁以求实的态度为后人树立了典范。一是司马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歌颂肯定不被当时的统治者和官方舆论所肯定的人和事。比如说他为不被儒家赞赏的游侠写《游侠列传》；为地位低下的商人写《货殖列传》；为农民起义领袖写了《陈涉世家》。二是尊重史实，不以个人的成见掩盖历史人物的功业。比如法家是司马迁非常厌恶的人，他自己深受酷吏之苦，但在书中写到这类人物时，他还是能够出于史家的公心来客观地评判他们的历史功绩。如在《吕后本纪》里，他写到了吕太后的残忍，但在论赞里还是如实地写出了吕后治国有方的政治才能。
    班固评价司马迁的《史记》是“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 不隐恶，谓之实录。”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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